第0424章 档案里的手印
陆峥在老鬼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说是档案室，其实就是档案馆地下二层一间被遗忘了的储藏间，四面水泥墙，一盏日光灯，灯管老化了，每隔十几秒就闪一下，闪得人眼皮直跳。铁皮柜子沿墙码了三排，柜门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老鬼把他领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四排三号柜，最底层，编号从七二到八九，全是张敬之的遗物。你看完以后，出来告诉我你的判断。”说完就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防火门后面那一声沉重的金属碰撞声里。
陆峥蹲下来，拉开四排三号柜最底层的抽屉。抽屉很沉，像是装了一整个人的一辈子。里面的东西被整理过，按年份装了档案袋，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内容提要。最早的一个袋子标着“二〇一四·深海计划立项草案”，最晚的一个标着“二〇二三·十月·事故前三日工作日志”。他抽出那个最晚的袋子，解开绕在扣子上的白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铁皮柜旁边的木桌上。
一本翻旧了的工作日志，封皮是深蓝色的硬纸板，四个角都磨圆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纸浆。一支钢笔，笔帽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胶带已经泛黄了。一副老花镜，镜腿折了一边，用细铁丝绑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杯底有一圈干涸的茶渍，茶渍的颜色很深，几乎成了黑色。还有一串钥匙，钥匙圈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算盘吊坠，算盘珠子是塑料的，有几颗已经磨得透明了。这些东西摊在桌上，看起来不像是遗物，更像是张敬之中午下班去食堂吃了顿饭，随时都会推门回来，拿起那个保温杯续一杯茶，戴上老花镜继续批注论文。
陆峥拿起那本工作日志，从头开始翻。张敬之的字很特别——不是科研人员常见的那种潦草凌乱的速记体，而是工工整整的行楷，每一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连数学公式里的希腊字母都写得像印刷体。日志的内容大多是技术性的：今日测试第三号样机稳定性，数据偏差零点三个百分点，需重新校准陀螺仪；下午与沈知言讨论卫星信号加密方案，沈提出的分层加密思路值得深入研究；晚七点接到电话，对方不说话，挂断后回拨为空号，已向安保部门报备。
翻到后半本的时候，字迹开始变了。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首先是笔画变重了，钢笔尖压在纸上的力道明显加大，有些地方甚至把纸背都划出了凹凸的痕迹。然后是行间距开始不规律，有时候一行紧挨着上一行，有时候又空出半行的距离，像是写着写着忽然停下来，想了很久，才又接着写。最后是几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数据异常”“访问记录缺失”“外部设备接入痕迹”——这些词被反复提及，每一次出现都比上一次更急促，更焦虑。
陆峥翻到倒数第三天的那一页，停住了。
这一页上只有一行字，不是工作记录，而是一句话：“他来了。他换了身份，但我认得他的脚步声。二十年了，他走路时左脚仍然比右脚轻半个节拍。他是来看数据的。”
陆峥把这一页拍了照，然后继续往后翻。倒数第二天是空白。倒数第一天，也就是张敬之坠楼的前一天，日志上画了一个图案——一个圆圈，里面画了一只眼睛。眼睛画得很草率，瞳孔的部分被钢笔反复涂抹了好几层，墨水洇透了纸背，在下一页留下了一个深蓝色的墨斑。圆圈下面写了四个字：“青云之外”。
这四个字让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青云”两个字他认得——不是从档案里，是从老鬼的口中。三个月前，老鬼在布置“深海”计划安保任务时，提到过一个已经解散的组织，名字就叫“青云宗”。那是建国初期潜伏在大陆的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据说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连根拔起，所有成员要么伏法，要么反正。官方的结论是：该组织已于一九五五年彻底覆灭。但如果它在官方档案里已经“覆灭”了七十年，张敬之为什么在临死前一天，还会在日志里写下“青云之外”？
陆峥把那张画了眼睛的纸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然后继续翻抽屉里的其他档案袋。张敬之把每一份实验数据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份会议纪要都归档得清清楚楚，甚至每一封工作邮件都打印出来按日期装订。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一定是个极其认真、极其讲究秩序的人。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在临死前三天，日志里出现了一句断断续续的独白，像是一台精密运转了几十年的仪器忽然发出了一声不该有的杂音。那声杂音一定很重要，重要到一个一辈子都在遵守规则的人，选择了在日志里打破规则。
陆峥开始查张敬之的通讯记录。这部分资料不在抽屉里，是老鬼提前从通讯管理局调出来的，用另一个档案袋装着放在柜子顶上。他把通话记录逐条翻看，发现张敬之在死前一周，频繁联系一个座机号码。那个号码他不认识，用手机查了一下归属地，显示是“江城日报社”。他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秒钟，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动了一下——《江城日报》，那是他自己表面身份的单位。他当然知道这个号码，那是报社四楼的行政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里坐的是谁？他闭上眼睛，把报社的办公室平面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四楼，走廊尽头，靠窗那间——坐的是刘远桥。报社副社长，五十来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平时分管行政和后勤，看起来就是那种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盖章签字的文职干部。陆峥入职三个月，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每次都只是点头问好的程度，从来没有深谈过。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楼道里抽烟，刘远桥路过，很有礼貌地说“小陆，报社楼道禁烟”，说完还笑了笑，指了指墙上的禁烟标识，语气温和得像个关心晚辈的邻居大叔。
张敬之在死前一周，给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副社长打了六通电话。最长的通话时长四十二分钟，最短的三分钟。最后一通电话，是在他坠楼前一天打的。
陆峥拿起手机拨了老鬼的号码，响了两声，又挂断了。他没有直接打给老鬼，而是打给了夏晚星。
“晚星，帮我调一下报社行政办公室的座机通话记录，号码我等下发给你。查这个号码最近半年的全部通话，尤其关注和一个尾号八七九的号码的通话内容——那个是张敬之的座机。”
夏晚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她的嗅觉极其敏锐，立刻意识到这个请求意味着什么——陆峥怀疑自己潜伏的单位里藏着敌方的人。而《江城日报》是国安部精心挑选的掩护阵地，报社里每一个人的背景在陆峥入职之前都被反复筛查过。如果那里面有问题，就意味着国安部的筛查系统存在漏洞。
“你确定要查？”夏晚星问。
“不确定。所以要查。”
“查到什么程度？”
“查到底。”陆峥说，“如果查出问题，不要打草惊蛇。先告诉我。”
挂了电话，他把张敬之的工作日志重新装回档案袋，又把那颗画了眼睛的纸单独放进自己随身带的笔记本夹层里。他的手指在夹层的边缘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是一枚微型窃听器。不是他放的，他从来不往自己的东西里放窃听器。那是三天前老猫递给他的，说是在黑市上截获的，型号是美制M-39，属于管制物资，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老猫说这东西的信号频率和陈默手下那批人用的设备完全吻合，建议他贴身带着，万一哪天陈默的人想对他下手，他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频率给陈默送假情报。他把窃听器翻过来，看着底部的序列号。序列号已经被磨掉了，但磨得不够彻底，在放大镜下依稀可辨最后三个数字：三七九。他记住了这个数字。
傍晚六点半，陆峥离开档案馆，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市区。路过报社大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四楼。走廊尽头那扇窗亮着灯，窗户半开着，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摆动。刘远桥还没下班。
他没有停，继续往前骑，骑到了一条叫柳巷的老街。柳巷是江城的古玩一条街，白天热闹，晚上冷清，大多数店铺五点就关门了，只剩几家卖宵夜的小摊还亮着灯。他要找的那家店叫“古月轩”，不在街面上，藏在巷子深处一栋老宅子的二楼，不挂招牌，只在门口放一盆罗汉松做标记。这家店是老猫告诉他的——老猫说，江城地面上所有叫得出名号的造假高手，都在古月轩定做过东西。不是古玩，是证件。伪造的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手艺好到连公安局的防伪系统都识别不出来。而陈默手下那个叫阿KEN的杀手，三个月前曾在古月轩定做过一张记者证——用的是《江城日报》的抬头。
老宅的楼梯又窄又陡，踩上去吱呀作响，扶手被无数只手磨得油光水滑。陆峥敲了三下门，两长一短。开门的是个白发老头，穿着灰布对襟褂子，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壶嘴里冒着热气。老头看了他一眼，没问他是谁，直接说：“今晚不做生意。”
“我不做生意，只问一件事。”陆峥把手机亮给他看，屏幕上是陈默的照片，“三个月前，是不是有人拿这张脸来定做过记者证？”
老头低头看了看照片，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了句让陆峥浑身汗毛倒竖的话：“这人不是陈默。陈默我认识，来过两次。这个人脸是陈默的，但身高不对、走路姿态不对、左手的茧子位置也不对。他是个替身，不是真身。”
陆峥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你怎么确定？”
“我干这行四十年了，看人先看手。陈默的左手茧子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那是长期握枪的痕迹。这个人左手的茧子在虎口——那是长期握刀留下的。握枪和握刀，是两码事。还有，他说话的口音带着一点闽南腔，陈默是地道东北口音。我可以伪造一张脸，伪造不了一个人说话的气口。”老头说完，拿紫砂壶的壶嘴指了指陆峥，“你要查的人不是陈默。你要查的人，会用陈默的脸。那只有一种可能——他就在陈默身边，近到可以模仿陈默的穿着、习惯和社交关系。甚至，他有可能就是陈默最信任的那个人。”
陆峥把手机收起来，道了声谢，转身下了楼。走出古月轩，柳巷已经彻底黑了，路灯坏了两盏，只剩一盏忽明忽灭，照得青石板路面斑斑驳驳。巷子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铁皮炉子，红薯的焦甜味顺着夜风飘过来，混着木炭燃烧的烟火气。他买了一个红薯，剥了皮，站在路灯下慢慢吃。红薯很烫，烫得他舌尖发麻，但他没有吹，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咽下去。热的东西能让人冷静——这是他潜伏海外三年养成的习惯。越是心里波涛汹涌的时候，越要做一件平常的事，用平常的动作把心跳摁回正常的节奏。
刘远桥，陈默，替身，记者证，张敬之的六通电话，一颗画在日志上的眼睛。这些碎片散落在不同的角落里，每一片单独看都不成形状，但拼在一起，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他不想面对的轮廓。青云宗没有死，它的残余势力渗透进了江城的肌理，渗透进了一家报社的行政办公室，甚至渗透进了陈默身边最核心的圈子。张敬之认出了那个人的脚步声，所以他从楼上摔了下来。
红薯吃完了。陆峥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骑上共享单车，往夏晚星的公寓方向骑去。夜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袖口灌满了凉飕飕的空气。手机震了一下，是夏晚星的短信，只有一行字：“报社行政办公室的座机，最近半年总共拨出过十七通异常通话。十七通全部打给了同一个号码。那个号码不是座机，是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已经停机。卡的激活日期是去年十一月，停机日期是张敬之坠楼的第二天。”
下面还跟了另一条：“另外，我查了那张卡的基站信号记录。它在江城总共只连接过三个基站，其中一个基站覆盖的位置，你知道是哪里吗——《江城日报》社大楼。”
陆峥没有回短信。他把手机装回口袋，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共享单车的链条发出细碎的咔咔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格外清晰。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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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档案室，其实就是档案馆地下二层一间被遗忘了的储藏间，四面水泥墙，一盏日光灯，灯管老化了，每隔十几秒就闪一下，闪得人眼皮直跳。铁皮柜子沿墙码了三排，柜门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老鬼把他领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四排三号柜，最底层，编号从七二到八九，全是张敬之的遗物。你看完以后，出来告诉我你的判断。”说完就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防火门后面那一声沉重的金属碰撞声里。
陆峥蹲下来，拉开四排三号柜最底层的抽屉。抽屉很沉，像是装了一整个人的一辈子。里面的东西被整理过，按年份装了档案袋，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内容提要。最早的一个袋子标着“二〇一四·深海计划立项草案”，最晚的一个标着“二〇二三·十月·事故前三日工作日志”。他抽出那个最晚的袋子，解开绕在扣子上的白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铁皮柜旁边的木桌上。
一本翻旧了的工作日志，封皮是深蓝色的硬纸板，四个角都磨圆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纸浆。一支钢笔，笔帽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胶带已经泛黄了。一副老花镜，镜腿折了一边，用细铁丝绑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杯底有一圈干涸的茶渍，茶渍的颜色很深，几乎成了黑色。还有一串钥匙，钥匙圈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算盘吊坠，算盘珠子是塑料的，有几颗已经磨得透明了。这些东西摊在桌上，看起来不像是遗物，更像是张敬之中午下班去食堂吃了顿饭，随时都会推门回来，拿起那个保温杯续一杯茶，戴上老花镜继续批注论文。
陆峥拿起那本工作日志，从头开始翻。张敬之的字很特别——不是科研人员常见的那种潦草凌乱的速记体，而是工工整整的行楷，每一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连数学公式里的希腊字母都写得像印刷体。日志的内容大多是技术性的：今日测试第三号样机稳定性，数据偏差零点三个百分点，需重新校准陀螺仪；下午与沈知言讨论卫星信号加密方案，沈提出的分层加密思路值得深入研究；晚七点接到电话，对方不说话，挂断后回拨为空号，已向安保部门报备。
翻到后半本的时候，字迹开始变了。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首先是笔画变重了，钢笔尖压在纸上的力道明显加大，有些地方甚至把纸背都划出了凹凸的痕迹。然后是行间距开始不规律，有时候一行紧挨着上一行，有时候又空出半行的距离，像是写着写着忽然停下来，想了很久，才又接着写。最后是几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数据异常”“访问记录缺失”“外部设备接入痕迹”——这些词被反复提及，每一次出现都比上一次更急促，更焦虑。
陆峥翻到倒数第三天的那一页，停住了。
这一页上只有一行字，不是工作记录，而是一句话：“他来了。他换了身份，但我认得他的脚步声。二十年了，他走路时左脚仍然比右脚轻半个节拍。他是来看数据的。”
陆峥把这一页拍了照，然后继续往后翻。倒数第二天是空白。倒数第一天，也就是张敬之坠楼的前一天，日志上画了一个图案——一个圆圈，里面画了一只眼睛。眼睛画得很草率，瞳孔的部分被钢笔反复涂抹了好几层，墨水洇透了纸背，在下一页留下了一个深蓝色的墨斑。圆圈下面写了四个字：“青云之外”。
这四个字让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青云”两个字他认得——不是从档案里，是从老鬼的口中。三个月前，老鬼在布置“深海”计划安保任务时，提到过一个已经解散的组织，名字就叫“青云宗”。那是建国初期潜伏在大陆的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据说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连根拔起，所有成员要么伏法，要么反正。官方的结论是：该组织已于一九五五年彻底覆灭。但如果它在官方档案里已经“覆灭”了七十年，张敬之为什么在临死前一天，还会在日志里写下“青云之外”？
陆峥把那张画了眼睛的纸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然后继续翻抽屉里的其他档案袋。张敬之把每一份实验数据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份会议纪要都归档得清清楚楚，甚至每一封工作邮件都打印出来按日期装订。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一定是个极其认真、极其讲究秩序的人。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在临死前三天，日志里出现了一句断断续续的独白，像是一台精密运转了几十年的仪器忽然发出了一声不该有的杂音。那声杂音一定很重要，重要到一个一辈子都在遵守规则的人，选择了在日志里打破规则。
陆峥开始查张敬之的通讯记录。这部分资料不在抽屉里，是老鬼提前从通讯管理局调出来的，用另一个档案袋装着放在柜子顶上。他把通话记录逐条翻看，发现张敬之在死前一周，频繁联系一个座机号码。那个号码他不认识，用手机查了一下归属地，显示是“江城日报社”。他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秒钟，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动了一下——《江城日报》，那是他自己表面身份的单位。他当然知道这个号码，那是报社四楼的行政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里坐的是谁？他闭上眼睛，把报社的办公室平面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四楼，走廊尽头，靠窗那间——坐的是刘远桥。报社副社长，五十来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平时分管行政和后勤，看起来就是那种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盖章签字的文职干部。陆峥入职三个月，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每次都只是点头问好的程度，从来没有深谈过。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楼道里抽烟，刘远桥路过，很有礼貌地说“小陆，报社楼道禁烟”，说完还笑了笑，指了指墙上的禁烟标识，语气温和得像个关心晚辈的邻居大叔。
张敬之在死前一周，给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副社长打了六通电话。最长的通话时长四十二分钟，最短的三分钟。最后一通电话，是在他坠楼前一天打的。
陆峥拿起手机拨了老鬼的号码，响了两声，又挂断了。他没有直接打给老鬼，而是打给了夏晚星。
“晚星，帮我调一下报社行政办公室的座机通话记录，号码我等下发给你。查这个号码最近半年的全部通话，尤其关注和一个尾号八七九的号码的通话内容——那个是张敬之的座机。”
夏晚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她的嗅觉极其敏锐，立刻意识到这个请求意味着什么——陆峥怀疑自己潜伏的单位里藏着敌方的人。而《江城日报》是国安部精心挑选的掩护阵地，报社里每一个人的背景在陆峥入职之前都被反复筛查过。如果那里面有问题，就意味着国安部的筛查系统存在漏洞。
“你确定要查？”夏晚星问。
“不确定。所以要查。”
“查到什么程度？”
“查到底。”陆峥说，“如果查出问题，不要打草惊蛇。先告诉我。”
挂了电话，他把张敬之的工作日志重新装回档案袋，又把那颗画了眼睛的纸单独放进自己随身带的笔记本夹层里。他的手指在夹层的边缘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是一枚微型窃听器。不是他放的，他从来不往自己的东西里放窃听器。那是三天前老猫递给他的，说是在黑市上截获的，型号是美制M-39，属于管制物资，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老猫说这东西的信号频率和陈默手下那批人用的设备完全吻合，建议他贴身带着，万一哪天陈默的人想对他下手，他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频率给陈默送假情报。他把窃听器翻过来，看着底部的序列号。序列号已经被磨掉了，但磨得不够彻底，在放大镜下依稀可辨最后三个数字：三七九。他记住了这个数字。
傍晚六点半，陆峥离开档案馆，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市区。路过报社大楼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四楼。走廊尽头那扇窗亮着灯，窗户半开着，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摆动。刘远桥还没下班。
他没有停，继续往前骑，骑到了一条叫柳巷的老街。柳巷是江城的古玩一条街，白天热闹，晚上冷清，大多数店铺五点就关门了，只剩几家卖宵夜的小摊还亮着灯。他要找的那家店叫“古月轩”，不在街面上，藏在巷子深处一栋老宅子的二楼，不挂招牌，只在门口放一盆罗汉松做标记。这家店是老猫告诉他的——老猫说，江城地面上所有叫得出名号的造假高手，都在古月轩定做过东西。不是古玩，是证件。伪造的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手艺好到连公安局的防伪系统都识别不出来。而陈默手下那个叫阿KEN的杀手，三个月前曾在古月轩定做过一张记者证——用的是《江城日报》的抬头。
老宅的楼梯又窄又陡，踩上去吱呀作响，扶手被无数只手磨得油光水滑。陆峥敲了三下门，两长一短。开门的是个白发老头，穿着灰布对襟褂子，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壶嘴里冒着热气。老头看了他一眼，没问他是谁，直接说：“今晚不做生意。”
“我不做生意，只问一件事。”陆峥把手机亮给他看，屏幕上是陈默的照片，“三个月前，是不是有人拿这张脸来定做过记者证？”
老头低头看了看照片，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了句让陆峥浑身汗毛倒竖的话：“这人不是陈默。陈默我认识，来过两次。这个人脸是陈默的，但身高不对、走路姿态不对、左手的茧子位置也不对。他是个替身，不是真身。”
陆峥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你怎么确定？”
“我干这行四十年了，看人先看手。陈默的左手茧子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那是长期握枪的痕迹。这个人左手的茧子在虎口——那是长期握刀留下的。握枪和握刀，是两码事。还有，他说话的口音带着一点闽南腔，陈默是地道东北口音。我可以伪造一张脸，伪造不了一个人说话的气口。”老头说完，拿紫砂壶的壶嘴指了指陆峥，“你要查的人不是陈默。你要查的人，会用陈默的脸。那只有一种可能——他就在陈默身边，近到可以模仿陈默的穿着、习惯和社交关系。甚至，他有可能就是陈默最信任的那个人。”
陆峥把手机收起来，道了声谢，转身下了楼。走出古月轩，柳巷已经彻底黑了，路灯坏了两盏，只剩一盏忽明忽灭，照得青石板路面斑斑驳驳。巷子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铁皮炉子，红薯的焦甜味顺着夜风飘过来，混着木炭燃烧的烟火气。他买了一个红薯，剥了皮，站在路灯下慢慢吃。红薯很烫，烫得他舌尖发麻，但他没有吹，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咽下去。热的东西能让人冷静——这是他潜伏海外三年养成的习惯。越是心里波涛汹涌的时候，越要做一件平常的事，用平常的动作把心跳摁回正常的节奏。
刘远桥，陈默，替身，记者证，张敬之的六通电话，一颗画在日志上的眼睛。这些碎片散落在不同的角落里，每一片单独看都不成形状，但拼在一起，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他不想面对的轮廓。青云宗没有死，它的残余势力渗透进了江城的肌理，渗透进了一家报社的行政办公室，甚至渗透进了陈默身边最核心的圈子。张敬之认出了那个人的脚步声，所以他从楼上摔了下来。
红薯吃完了。陆峥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骑上共享单车，往夏晚星的公寓方向骑去。夜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袖口灌满了凉飕飕的空气。手机震了一下，是夏晚星的短信，只有一行字：“报社行政办公室的座机，最近半年总共拨出过十七通异常通话。十七通全部打给了同一个号码。那个号码不是座机，是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已经停机。卡的激活日期是去年十一月，停机日期是张敬之坠楼的第二天。”
下面还跟了另一条：“另外，我查了那张卡的基站信号记录。它在江城总共只连接过三个基站，其中一个基站覆盖的位置，你知道是哪里吗——《江城日报》社大楼。”
陆峥没有回短信。他把手机装回口袋，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共享单车的链条发出细碎的咔咔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格外清晰。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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