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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意外收获 新的战斗

    1941年五月中的上海,空气里黏着黄梅季特有的潮湿与沉闷。刻律德菈从码头走出时,目光扫过那些悬挂在街角的旗帜——不再是记忆中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是黄边环绕的青天白日旗,在湿漉漉的风里有气无力地垂着。那是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标识,像一块拙劣的补丁,试图遮盖这座城市的伤口。

    她没有再去霞飞路上那家曾经作为联络点的书店。房东早撤往重庆,国际纵队的老战友们也以她重庆的住所为新的联络中心。战时的联络网如地下暗河,不断改道,却始终奔流。

    最终她在静安寺路一家瑞士人开的旅馆住下。旅馆门面不大,招牌上用德法英中四种文字写着“中立旅馆”,窗玻璃擦得一尘不染。瑞士自1815年《维也纳条约》确认为永久中立国,在这片被占领的土地上,这面红底白十字旗成了难得的庇护所。登记时,柜台后的瑞士经理推了推眼镜,用带德语口音的英语说:“女士,本店不询问客人来历,也请客人勿打听他人身份。”

    房间在三楼,朝南,窗外是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放下行李箱,刻律德菈推开窗,上海的声浪涌进来:电车叮当声、小贩叫卖声、日语口令声,以及某种更深沉的、弥漫在城市肌理中的疲惫。行人大多低着头,脚步匆匆,脸上是一种被驯服后的木然。偶尔有日本军车驶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发出黏腻的声响。

    她刻意不去看街上那些黄边旗帜。那些旗帜让她想起米兰街头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游行,想起马德里佛朗哥军队入城时悬挂的旗帜——所有篡夺者都喜欢篡改象征,赋予旧符号以新奴役。

    意大利领事馆的宴会在次日晚,她有一天时间准备。午后,她换上素色旗袍,戴上宽檐帽,走上街头。

    外滩还是老样子,但不一样了。汇丰银行大楼顶上飘着太阳旗,海关钟楼的大钟仍在走动,却像一颗被敌人缴获仍在跳动的心脏。黄浦江上,日本军舰灰色的舰体如巨兽蛰伏,烟囱吐出黑烟,在铅灰色天空下格外刺目。

    她走过南京路,那些曾属于英美的百货公司橱窗里,如今陈列着日本商品:仁丹、味之素、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牌上是穿着和服的女子微笑,日文标语写着“大东亚共荣”。有几家店铺的玻璃碎了,用木板钉着,木板上还残留着弹孔——那是1937年淞沪会战的遗迹,三年来无人修补,或是不敢修补。

    终于走到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那幢六层楼的灰色建筑矗立在河畔,墙面弹痕累累,像一张布满疮疤的脸。日军没有在此驻军——或许是忌讳,或许是刻意遗忘。偶尔有市民悄悄走近,在墙角放下几朵野花、几个馒头,又匆匆离开,不敢久留。

    刻律德菈站在对岸,隔着苏州河望去。她想起谢晋元,想起那四百多名死守的“八百壮士”,想起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送去的国旗。那时她在现场,热血沸腾。如今三年过去,仓库犹在,守军早已星散,或死或俘。只有弹孔沉默,野草从砖缝里钻出,在春风中摇晃。

    “时间真快。”她低声自语。不是感慨,是计量——从西班牙到中国,从马德里到重庆再到上海,七年过去了。七年里,世界在燃烧,她在灰烬中跋涉。

    回到旅馆已是黄昏。她摊开信纸,用暗语给重庆的缇宝写了简短的汇报:“已抵沪,平安。明日赴宴。勿念。”然后用火柴点燃,看灰烬落入烟灰缸,手指一捻,化为粉末。

    次日晚七点,意大利领事馆灯火通明。

    这是一栋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原属英国商人,意大利政府租用后稍作改造。门口站着穿黑制服的意大利卫兵,腰佩手枪,神情倨傲。刻律德菈递上请柬——烫金字体,印着意大利国徽和“《米兰晚邮报》特派记者刻律德菈女士”字样。卫兵扫了一眼,挥手放行。

    大厅里已聚集了数十人。水晶吊灯将光线切割成无数碎片,洒在女士们的绸缎旗袍、男士们的燕尾服上。空气里混合着香水、雪茄和食物的气味,还有某种更微妙的东西:征服者的得意与附庸者的谄媚。

    刻律德菈一眼扫过:德国武官挺着啤酒肚,与日本军官碰杯;意大利领事是个秃顶胖子,正与汪伪政府的官员谈笑;几个小国代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围在一旁,像等待分食残羹的鬣狗。她甚至还看到了泰国代表,这个东南亚唯一未被殖民的国家,如今也倒向轴心国。

    她端起一杯香槟,慢慢啜饮,耳朵捕捉着周围的对话。

    阿尔巴尼亚代表——一个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中年人——正大声吹嘘:“……阿尔巴尼亚自古以来就是伊利里亚人的土地!我们要恢复斯坎德培时代的荣光,建立大阿尔巴尼亚,领土包括科索沃、马其顿西部、希腊北部……”

    意大利武官拍着他的肩膀:“说得好!墨索里尼领袖说过,地中海是意大利的内湖。我们罗马帝国的后裔,理应统治这片海洋!”他转向日本武官,“你们在东亚不也一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白人赶出去!”

    日本武官松本重治——刻律德菈的目标——矜持地笑着,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回答:“日本帝国与意大利、德国是天然盟友。我们都信奉强者生存的法则,都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瞒诸位,我军已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维希政府不敢反抗,美国人除了抗议还能做什么?下一步,就是整个东南亚。”

    刻律德菈不动声色,从手袋里取出小笔记本和铅笔,假装记录宴会见闻,实则快速写下关键词:“阿尔巴尼亚—领土扩张”“意大利—地中海霸权”“日本—已占法属印支北部—目标东南亚”。

    德国武官喝多了,脸颊通红,搂着匈牙利代表的肩膀:“你们看着吧,元首的下一步……嗝……是东方。那些斯拉夫野蛮人,不配占有那么肥沃的土地。一个月内,是的,最多一个月……”他打了个酒嗝,没说完,但意思已足够清楚。

    刻律德菈心脏一跳。一个月内对苏作战?这比她和缇宝预估的还要快。她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德武官透露:一个月内对苏行动。”想了想,又加上:“醉酒状态,需核实,但可信度高。”

    这时,松本重治端着酒杯走了过来。他四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留着标准的仁丹胡,军装笔挺,勋章闪亮。他的意大利语带着日语的口音,但很流利:“这位女士有些面生。我是松本重治,日本帝国驻华武官助理。”

    刻律德菈换上得体的微笑,用意大利语回答:“刻律德菈,《米兰晚邮报》记者。很高兴认识您,武官先生。”

    “记者?”松本的眼睛亮了亮,“《米兰晚邮报》是意大利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您在中国很久了?”

    “三年多了。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现在来上海。”刻律德菈轻轻晃动酒杯,香槟的气泡上升、破裂,“我想写写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当然,是在日方允许的范围内。”

    “真实情况?”松本笑了,笑容里有种居高临下的宽容,“上海很好啊。秩序恢复了,商业繁荣了,市民也安居乐业。你看,外面还有夜市,多热闹。比战前还要好。”

    刻律德菈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木然面孔,想起四行仓库墙上的弹孔,想起苏州河边偷偷祭奠的市民。但她点头:“确实,恢复得很快。日本的管理能力令人钦佩。”

    这句恭维让松本很受用。他凑近些,酒气喷到她脸上:“不瞒你说,我们日本军人不仅会打仗,也会建设。满洲国就是证明——从前那里是马贼横行的地方,现在呢?铁路、工厂、学校,什么都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空话,是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读过一些关于满洲国的报道。”刻律德菈顺着他说,“但欧洲读者更关心的是,日本和盟友——比如意大利——在军事上的合作。毕竟现在世界大战的态势,轴心国需要更紧密的协调。”

    松本警惕地看了她一眼,但或许是酒精作用,或许是面对一个“友好”的外国女记者,他放松了警惕:“当然有合作。我们的海军正在学习意大利鱼雷快艇的技术,很厉害。意大利的军舰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不过……”他压低声音,“海军省那帮人太保守。要我说,既然要打,就彻底打垮英美在太平洋的势力。石油、橡胶、锡——这些资源都在东南亚,必须拿下来。”

    刻律德菈假装惊讶:“打英美?可美国很强啊。”

    “美国?”松本嗤笑,“他们沉溺在孤立主义里,以为两大洋是天然屏障。罗斯福想帮忙,国会那帮老爷不同意。等我们拿下东南亚,控制石油和橡胶,美国再想干涉就晚了。”他喝了口酒,眼神变得狂热,“日本海军是世界第三,航空母舰比美国还多。只要突然袭击,先发制人,太平洋就是我们的内湖!”

    她快速记录:“日海军学意鱼雷技术”“目标东南亚资源”“可能先发制人袭击”。

    宴会持续到深夜。当松本被同僚扶走时,已经醉得脚步踉跄。刻律德菈也喝了几杯,但保持着清醒。散场时,她找到侍者,指着桌上几乎未动的烤牛肉、火腿、奶酪和面包:“这些可以打包吗?我住旅馆,想当夜宵。”

    侍者有些意外——在这种场合打包食物是不体面的——但看到她是外国记者,还是点头:“当然,女士。”

    她提着两大包食物离开领事馆。夜色中的上海依然有灯光,但那是日本军营和宪兵队的探照灯,惨白的光柱扫过街道,像巨大的囚笼栏杆。

    她没有直接回旅馆,而是绕道去了闸北。那里的贫民窟在夜色中像一片低矮的坟茔,棚屋挤挨,污水横流。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蹲在路边,眼巴巴看着富人区的方向。刻律德菈走过去,把食物分给他们。孩子们起初不敢接,直到一个稍大的男孩怯生生伸手,抓了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其他孩子这才一拥而上。

    “慢慢吃,还有。”刻律德菈用生硬的中文说。她看着这些孩子,想起重庆的小梅和狗娃,想起在意大利街头乞讨的孤儿。战争制造了同样的苦难,无论东方西方。

    她又去了法租界边缘的一处弄堂,敲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看见她手中的食物包,眼睛一亮,低声道谢接过。这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这些“高档”食物会被送到郊区游击队手里——伤员需要营养,战士需要体力。

    回到旅馆已是凌晨。刻律德菈摊开笔记本,将今晚获得的情报整理成密码。德国可能在一个月内进攻苏联;日本海军在学意大利技术;日本目标明确指向东南亚,可能先发制人对英美开战。这些信息价值连城。

    她写完密信,封好,藏进旗袍内衬的暗袋。明天一早,会有交通员来取。

    按计划,任务完成该回重庆了。但躺在旅馆床上,刻律德菈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影子,做了一个决定:不回重庆,先去莫斯科。

    德国若真进攻苏联,那将是世界战争的新转折点。她要亲眼见证,亲身记录。就像当年去西班牙,去中国,去一切风暴的中心。

    三天后,她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再从香港辗转至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铁路。漫长旅途上,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物,相机,笔记本,还有一大包压缩饼干和肉干——上海宴会打包的食物,大部分留给了重庆的卖花女一家。小梅和狗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些火腿、奶酪对他们比对她更有用。

    火车在无边的针叶林中穿行,窗外是1941年6月的西伯利亚。白昼极长,夜晚只有短暂的昏暗。同车厢的有苏联军官、政府职员、还有像她一样的外国记者。人们谈论着集体农庄的丰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发电量、莫斯科地铁的宏伟,但很少有人提起西边的边境——那里,三百万德军正在秘密集结。

    刻律德菈在笔记本上写:“苏联人似乎真的相信《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能维持和平。商店里还在销售德国商品,报纸上还在赞扬两国友谊。这种盲目乐观让我不安。1939年他们也是这样对波兰的——在德国入侵前一天,苏联报纸还在说‘德苏友谊牢不可破’。”

    她想起在重庆时,那位湖南口音的老人对苏德关系的判断:“希 特 勒的野心不止西欧。他判断,最迟明年夏天,德国会东进。这是常识,地缘政治的常识。”现在,这个“明年夏天”到了。

    6月21日深夜,火车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差让刻律德菈头晕目眩,她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倒头就睡。临睡前,她翻开地图,规划接下来几周的采访:红场、克里姆林宫、集体农庄、工厂,还要想办法接触些普通市民——在官方宣传之外,听听真实的声音。

    但她没机会了。

    6月22日凌晨三点,德军越过边境。四点半,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向莫洛托夫递交宣战书。五点半,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莫洛托夫颤抖的声音:“今天早晨四点,德国军队未经宣战,突然进攻我国……”

    刻律德菈是被走廊里的嘈杂声吵醒的。她看了眼手表:清晨六点。窗外天色微明,但街上已乱作一团。人们奔跑、呼喊,收音机里传出激昂的进行曲和庄严的公告。她不懂俄语,但听懂了“德国”“战争”“祖国在危急中”几个词。

    她冲下楼,抓住一个慌乱的侍者:“发生了什么?”

    侍者脸色惨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德国……进攻了!很多飞机,很多坦克……广播说,我们正在英勇抵抗!”

    刻律德菈回到房间,打开收音机。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莫洛托夫的讲话,然后是军乐,然后是最高统帅部的第一号命令:“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她调到短波,BBC正在紧急插播:“……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据信,苏联军队措手不及……”

    她坐下,摊开日记本。钢笔在纸上停顿了几秒,然后开始飞快书写: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撕毁《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对苏联不宣而战。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漫长的边境线在纳粹铁蹄下颤抖。

    讽刺的是,就在昨天——战争爆发的前一天——苏联的列车还在向德国运送粮食、石油、矿石。斯大林同志甚至在法国沦陷后‘祝贺德国同志击溃了帝国主义强国法国’。两年来的绥靖、互不侵犯、经济合作,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更猛烈的背刺。

    苏联为自己对波兰的瓜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对芬兰的侵略、对《苏德条约》的天真信任,付出了代价。当希  特  勒在西线腾出手,东方的‘盟友’便成了下一块肥肉。

    此刻,莫斯科街头一片混乱。人们不敢相信——德国是盟友啊,昨天报纸还在歌颂德苏友谊。但战争从不在乎信任何时破碎。

    我听到远处传来防空警报。这不是演习。

    新的战争开始了。这一次,战场在东欧平原,在苏联无尽的土地。希  特  勒想要的是乌克兰的粮仓、高加索的石油、顿巴斯的煤矿。斯大林能守住吗?这支因大清洗而元气大伤的红军,这支对现代战争准备不足的军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今天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了新的战线,新的盟友,新的希望——如果苏联能顶住的话。

    而这一切,我在五天前的上海意大利领事馆,从一个醉醺醺的德国武官口中听到了预告。历史总是这样:真相早已在觥筹交错间泄露,只是无人相信,或不愿相信。

    现在,他们必须相信了。”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望向窗外。莫斯科的天空阴沉,云层低垂。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不是雷鸣,是德国空军的轰炸开始了。

    她收拾好行李,将日记本和相机装进随身包。作为一名记者,她的战场就在这里:在即将燃烧的莫斯科,在即将化为焦土的原野,在即将被血浸透的河流旁。

    但首先,她需要去苏联新闻局申请采访证。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这不会容易。

    出门前,她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三十九岁,眼角已有细纹,鬓角微霜。但眼神依然锐利,像磨过的刀。

    “好吧,”她对自己说,“又一场战争。翁法洛斯的凯撒,这个世界的刻律德菈,继续前进。”

    走廊里,人们奔跑着,呼喊着,孩子的哭声与防空警报混成一片。她逆着人流,朝新闻局的方向走去。

    街角的广播喇叭里,一个雄浑的男声正在呼喊:“公民们!苏维埃祖国在危急中!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了我们!但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刻律德菈加快脚步。她知道,从今天起,她将见证一场比西班牙内战更宏大、比中国抗战更残酷的战争。而她的笔,将记录下这一切:苦难、英勇、背叛、牺牲,以及——或许——最终的胜利。

    远处,第一缕黑烟升起,在莫斯科灰白的天空划出狰狞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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