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把谁的钱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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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间留下两千零三十二元。
霍远山没有把它叫利润。他先把返程车九百元放到左边，镇内短驳和装卸二百四十放到中间，检测三十、电话传真三十六、三个人来回车费和两顿饭等零碎开销一百二十六放到右边。每放一项，桌上的钱便矮一截。
价差最后剩七百元。永顺另按四十吨订单给每吨四元组织费，一百六十元。
八百六十元。
马小军拿回自己的八十元本金，按照约定又应得跟车工钱。霍远山把钱推过去，他却先问：“我从修理铺预支的四十，算谁的？”“算你的借款来源，不进衡谷的账。衡谷只记向你借八十，今天已经还清。”罗静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
她傍晚从省城回县，听说霍远山在家给四十二户结账，骑自行车赶了十几里。两人是专升本同班同学，罗静专科读会计电算化，本科转物流管理，毕业后在县里一家财税代理所试用。她没先恭喜霍远山赚到钱，拿起账本翻了两页，便指出最大的问题。
“四十二户粮款全进了你的手。以后别人只看银行流水，会以为你无证收了四十吨粮。”
霍远山把农户委托书和永顺直购确认拿出来：“粮权没到我手里。”
“事实是一回事，账怎么留下又是一回事。”罗静抽出三张白纸，“粮款代收代付一本，车辆、检测、装卸这些成本一本，服务收入一本。不能把几十万元粮款和一百六十元服务费混在同一页。”
霍守田听不懂三本账，却听懂了“别人的钱”。他把桌上还没归类的现金往外推：“先把哪一摞是谁的写清。自家的钱最后再数。”
罗静用一个多小时重做首车凭证。粮款从永顺到四十二户，中间由霍远山受托点付；价差并非暗扣，而是农户确认结算价与工厂到厂价之间用于覆盖组织成本的公开差额；服务费由工厂另付。三条线写开以后，八百六十元才真正成为霍远山可以支配的钱。
他留下六百元做下一车定金和检测，把二百六十元分成三份：马小军除工钱外得四十元风险收益，霍守田和参与装卸的乡亲按工时补足劳务，自己只装进口袋九十六元。
李素珍把那九十六元摸了一遍：“读五年书，两天两夜没睡，就挣这些？”
“第一车的空车价低，永顺又正好缺这种麦。”霍远山没有夸大，“换辆车、换批粮，可能一分没有，还得倒赔。”
话音刚落，村口小卖部来人喊电话。陈庆海在电话里说，永顺可以再要一车，但到厂价下调一分，后天上午到。与此同时，盛丰青石站刚把优质白麦牌价提高了五厘，改成现款结算。
同样四十吨，一边少一分，一边多五厘，霍远山原来的一分多空间几乎被压没。更麻烦的是，第一车过后，农户已经知道优质麦值钱，不会再按前一张确认书留粮。
陈庆海没有给他考虑一天：“明早十点前回传真。不要，我找别人。”
“我先复测，够一车再回。”霍远山把话说到这里，没有为了保订单先答应。
电话挂断后，罗静把重做的三本账摊在柜台上：“第一车有账，第二车才不是重新碰运气。你现在缺的不是胆，是稳定的样品、车和买方。”
霍远山回村时，盛丰的新木牌已经挂好。高建设在站门口点现金，第一户过完磅便拿到钱。看见霍远山，他没有讥讽，只把一张结算票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
“永顺的价降了吧？”高建设问。
霍远山停下自行车：“你消息挺快。”
“厂里一天吃几百吨，缺你这一车时给高价，不缺就把你放回地上。”高建设朝排队的三轮看了一眼，“盛丰有仓、有钱，也有常年合同。你替人多卖两分钱，做不成一门生意。”
这次他说的是实话。第一车的八百六十元证明一个机会存在，却没证明机会能重复。
霍远山回到院里，把四十二只旧样品袋全部从屋檐下取下来。卖过的、没卖的、需要重新检测的分别放到三边，又在黑板上写下明天要跑的六个村。
把首车账补齐时，罗静又倒查了装车前那张确认纸。她当初抄了三份，一份给粮主代表，一份交霍远山，一份夹进自己的账本；还在“亏损承担”下面留出空格，要求装车前把比例补齐。若不写，赚钱时所有人都记得自己出过力，赔钱时却会突然只记得霍远山说过“我来办”。
四十二户中有人只卖三百多斤，有人卖两千斤。若按户均摊车费，小户吃亏；若只按斤数分，又无法体现谁先垫付了装卸和电话费。罗静最后把粮款按实际净重结，公费用按净重分摊，霍远山与马小军的组织劳动只在买方成交后收一笔提前公开的服务费。还没赚一分钱，先把最容易翻脸的地方写清，比在村口拍胸口更像一桩生意。
装车前，霍远山挨户让人看自己的数字。有人嫌麻烦，他仍等对方点头。那半个小时没有让麦价上涨，却让这车粮将来不论赚多少，都不必靠谁嗓门大来分。
为防口头规则只在罗静账本里有效，霍远山把三份分配纸贴到麦场墙上。每户都能看见公费用、服务费和可能损失，谁有异议在装车前提。有人说村里做事何必这样见外，他仍保留公示：真正伤人情的通常不是事前把钱说清，而是赚钱以后突然多出一个“我也出了力”，亏损以后又少掉一个“这事我同意过”。
装车以后，那三份纸没有收回。粮主代表一直保留到所有人到账，再在背面签“本批结清”。有人笑这是小题大做，罗静仍把复印件归档：一车粮的合作不能只证明大家如何开始，也要留下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若以后再组织同一批人，旧账不必靠四十二种记忆重新讲一遍。
西边已经没有雷了。真正压过来的，是一张比昨天更薄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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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远山没有把它叫利润。他先把返程车九百元放到左边，镇内短驳和装卸二百四十放到中间，检测三十、电话传真三十六、三个人来回车费和两顿饭等零碎开销一百二十六放到右边。每放一项，桌上的钱便矮一截。
价差最后剩七百元。永顺另按四十吨订单给每吨四元组织费，一百六十元。
八百六十元。
马小军拿回自己的八十元本金，按照约定又应得跟车工钱。霍远山把钱推过去，他却先问：“我从修理铺预支的四十，算谁的？”“算你的借款来源，不进衡谷的账。衡谷只记向你借八十，今天已经还清。”罗静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
她傍晚从省城回县，听说霍远山在家给四十二户结账，骑自行车赶了十几里。两人是专升本同班同学，罗静专科读会计电算化，本科转物流管理，毕业后在县里一家财税代理所试用。她没先恭喜霍远山赚到钱，拿起账本翻了两页，便指出最大的问题。
“四十二户粮款全进了你的手。以后别人只看银行流水，会以为你无证收了四十吨粮。”
霍远山把农户委托书和永顺直购确认拿出来：“粮权没到我手里。”
“事实是一回事，账怎么留下又是一回事。”罗静抽出三张白纸，“粮款代收代付一本，车辆、检测、装卸这些成本一本，服务收入一本。不能把几十万元粮款和一百六十元服务费混在同一页。”
霍守田听不懂三本账，却听懂了“别人的钱”。他把桌上还没归类的现金往外推：“先把哪一摞是谁的写清。自家的钱最后再数。”
罗静用一个多小时重做首车凭证。粮款从永顺到四十二户，中间由霍远山受托点付；价差并非暗扣，而是农户确认结算价与工厂到厂价之间用于覆盖组织成本的公开差额；服务费由工厂另付。三条线写开以后，八百六十元才真正成为霍远山可以支配的钱。
他留下六百元做下一车定金和检测，把二百六十元分成三份：马小军除工钱外得四十元风险收益，霍守田和参与装卸的乡亲按工时补足劳务，自己只装进口袋九十六元。
李素珍把那九十六元摸了一遍：“读五年书，两天两夜没睡，就挣这些？”
“第一车的空车价低，永顺又正好缺这种麦。”霍远山没有夸大，“换辆车、换批粮，可能一分没有，还得倒赔。”
话音刚落，村口小卖部来人喊电话。陈庆海在电话里说，永顺可以再要一车，但到厂价下调一分，后天上午到。与此同时，盛丰青石站刚把优质白麦牌价提高了五厘，改成现款结算。
同样四十吨，一边少一分，一边多五厘，霍远山原来的一分多空间几乎被压没。更麻烦的是，第一车过后，农户已经知道优质麦值钱，不会再按前一张确认书留粮。
陈庆海没有给他考虑一天：“明早十点前回传真。不要，我找别人。”
“我先复测，够一车再回。”霍远山把话说到这里，没有为了保订单先答应。
电话挂断后，罗静把重做的三本账摊在柜台上：“第一车有账，第二车才不是重新碰运气。你现在缺的不是胆，是稳定的样品、车和买方。”
霍远山回村时，盛丰的新木牌已经挂好。高建设在站门口点现金，第一户过完磅便拿到钱。看见霍远山，他没有讥讽，只把一张结算票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
“永顺的价降了吧？”高建设问。
霍远山停下自行车：“你消息挺快。”
“厂里一天吃几百吨，缺你这一车时给高价，不缺就把你放回地上。”高建设朝排队的三轮看了一眼，“盛丰有仓、有钱，也有常年合同。你替人多卖两分钱，做不成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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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远山回到院里，把四十二只旧样品袋全部从屋檐下取下来。卖过的、没卖的、需要重新检测的分别放到三边，又在黑板上写下明天要跑的六个村。
把首车账补齐时，罗静又倒查了装车前那张确认纸。她当初抄了三份，一份给粮主代表，一份交霍远山，一份夹进自己的账本；还在“亏损承担”下面留出空格，要求装车前把比例补齐。若不写，赚钱时所有人都记得自己出过力，赔钱时却会突然只记得霍远山说过“我来办”。
四十二户中有人只卖三百多斤，有人卖两千斤。若按户均摊车费，小户吃亏；若只按斤数分，又无法体现谁先垫付了装卸和电话费。罗静最后把粮款按实际净重结，公费用按净重分摊，霍远山与马小军的组织劳动只在买方成交后收一笔提前公开的服务费。还没赚一分钱，先把最容易翻脸的地方写清，比在村口拍胸口更像一桩生意。
装车前，霍远山挨户让人看自己的数字。有人嫌麻烦，他仍等对方点头。那半个小时没有让麦价上涨，却让这车粮将来不论赚多少，都不必靠谁嗓门大来分。
为防口头规则只在罗静账本里有效，霍远山把三份分配纸贴到麦场墙上。每户都能看见公费用、服务费和可能损失，谁有异议在装车前提。有人说村里做事何必这样见外，他仍保留公示：真正伤人情的通常不是事前把钱说清，而是赚钱以后突然多出一个“我也出了力”，亏损以后又少掉一个“这事我同意过”。
装车以后，那三份纸没有收回。粮主代表一直保留到所有人到账，再在背面签“本批结清”。有人笑这是小题大做，罗静仍把复印件归档：一车粮的合作不能只证明大家如何开始，也要留下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若以后再组织同一批人，旧账不必靠四十二种记忆重新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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