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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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梧的手停了，“别问了。”
姜昭抬头望向苏梧，“娘——”
“别问了。”苏梧说，“你现在是安全的。这件事你一个字都不要往外说，也不要自己去想。你只要知道，爹娘哥哥都因为你的出生而开心。”
姜昭点了点头。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苏梧把巾子换了一块。
“既然要下场，有几样你得记着。”她说，姜昭认真看着苏梧，点了点头。
“县试、府试、院试，这三场都在本地考。县试是知县做主考，府试是知府，这三场不搜身，点名、认保、看考篮，就到这儿。”
“乡试和会试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入贡院要搜检。”苏梧说，“那一关是要脱衣验看的。”
姜昭抬起头。
“不过也有法子。”苏梧接着说，“考前先禀报到官府，说明有隐疾、不能与人共处解衣，请一位廪生做保，再有大夫的凭证，就可以免了当众袒露，另设一处查。可是发髻要拆开看，鞋袜要脱下来看，考篮、笔管、砚台、干粮，一样一样都要拆开验，这些免不了。”
“凭证难不难弄？”
“你应该不难。”苏梧说，“你这个见风生疹的毛病，报了五年了，咱家药材铺的坐堂大夫看过七回，有记录，方子都在，半个江南都知道姜家二房那个小的碰不得风。”
她说到这儿，自己停了一下。
“当年报这个病的时候，得给你身上用药粉，我恨死自己了。”她说，“如今这一步倒成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姜昭想要安慰，“娘——离那一步还早着呢。”她说，“万一……我连秀才都考不上呢。”
苏梧伸手就把她的嘴捂住了，“不许说这种话。”
“唔——”
“大过年的。”
姜昭把她的手扒下来，仰着脸看她。
“娘。”她说，“原来您是盼着我考状元的呀。”
苏梧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没有。”
“您有。”
“我没有！”
“那您捂我嘴做什么？”
苏梧伸手来拧她的耳朵，她往被子里一钻，被子鼓起来一个包，包在床上滚了半圈，苏梧一把把被子掀开，抓住那两只脚，姜昭笑得直喘气。
屋里那盏灯的火苗被扑腾出来的风带得歪了两下，外头的陈嬷嬷听着里头的动静，站在廊下没进去，那天夜里她们闹了小半个时辰，不过，从那天起，姜昭再不用担心家里会有人拦她。
亥时，姜知让回来了。
苏梧把那件湿了前襟的褙子换了下来，搭在架子上，没让人拿去烘。
“她今日跟我说了。”
姜知让在灯下站着，没有坐，“昭儿？她说什么？”
苏梧压低了声音，“说她知道自己不是男子。”
姜知让走过去，把那件褙子从架子上取下来，摸了摸前襟，还是潮的。
“她还说了什么。”苏梧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她说谢谢我们。”
姜知让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后来他把褙子重新搭回架子上，理平了，拉着苏梧走到桌边坐下。
“二月里的天还冷。”他说，“县衙门口点名要站一早上，我明日去问问，看能不能给她做一件里头絮棉的短袄，得薄，穿在直裰底下不显。”
夫妻两个又说到三更。
第二天早上，苏梧眼底下有一层青，她把姜昭叫过来，说了一句：“下场的事，先不告诉你爷爷。”
“为什么？”
“你爹定的，你说呢。”
姜昭想了想，爷爷若是今日知道，明日主院就要摆一桌，后日全城都知道姜家的昭哥儿要下场了。接着是请先生、备笔墨、请人测字、去城隍庙上香，大伯母会连夜给她做三身新衣裳，三叔会去打听考官姓什么，姜砥会去跟吴小七打赌，赌她能不能过。
“过年再说。”她说。
苏梧想了想，“正月十八开馆，你只有这一个月的空，先给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说。”
“那先生留的功课——”
“睡醒再做，先敞开了睡。”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
姜砥一大早就来砸门，站在院子里喊了三声，喊完自己先冲进雪堆里滚了一圈。
姜昭披着斗篷出来，站在廊下看他。
“昭儿，下雪了，你出不出来？”
“我要写功课。”
“功课能有雪好玩？”
姜昭想了一想，“也是。”她把斗篷的带子系紧，从台阶上跳了下去。
承熙十五年，姜家的生意是好年。
船场出了十一条船，两条是官府定的漕船；茶栈那边，大房今年往两浙、江南东西两路铺了六家新号；铁矿那两处的课额比去年多缴了四千贯，官府嘉奖的匾还挂在城南的院子里。
姜砚年中接管了船场的两样事：一是料，二是工。什么木头出什么件，一根三丈的樟能开几块板，都得跟着老匠人在料场上认；工是算好工钱和工期，一条六百料的船要多少工，工到哪一日该验哪一处，都得时刻记下、盯着。
不知不觉，他的个子也蹿了一大截，腊月里做冬衣，量出来比去年长了四寸。
苏梧拿着尺子笑，姜砥在旁边站着，脸拉得老长，“娘——”
“你怎么了。”
“您再给我量一遍。”
“量过了，就是这么高。”
“我不信，我今年又没长？”
“你去年也不信。”
大房的姜磐年前才回来，他是大伯的长子，二十二了，这两年一直在江南东路那两处矿上跑。腊月里进门那天，一身的灰，脸上一层风霜，看见谁都笑，笑起来牙很白。他从矿上带了三块铁样回来，往姜昭手里塞了一块。
“昭哥儿掂掂。”
姜昭两只手接住，差点没接住。
“这么沉？”
“这是好的。”姜磐说，“不好的比这个轻，也比这个脆。”
“大堂哥怎么看出来？”
姜磐愣了一下，随即蹲下来，把那块铁翻过去，指着断口给她看：这里的茬口要细，要发亮，那些发暗的、带砂眼的，都是火候不到。
他讲了半刻钟。
钱惠娘在廊下喊：“磐哥儿，你先去洗把脸！”
“哎。”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
“昭哥儿，那块你留着玩。”
腊月二十六，分红。
姜家最新的分红规矩是姜鹤年前两年新定的：一年的进项，除去留在公中的银钱，老太爷自己拿一成，大房、二房各四成，三房一成。
道理很直白，大房管茶和铁矿，二房管船场和香料，两样都是姜家的正业，出钱出力最多；三房管杂货和栈房，一年到头出不了什么大数。
头一年定下来的时候，何秀珠心里是有过话的。那话她跟姜知平说过一回，姜知平当时正在剥一颗橘子，剥完还把橘络一丝一丝撕干净了才回她：“你算算杂货和栈房今年赚了多少。”
“……八百来贯。”
“那一成分红是多少。”
何秀珠没说话，后来她自己算明白了：三房手底下那点营生，一年辛辛苦苦赚的，还不如一成分红的零头。
从那以后她再没提过，今年账房把数报上来，三房分到手的钱，比他们自己那一摊子挣的多出六倍。姜知平当天就叫人去街上称了十斤羊肉、两坛好酒，晚上跟何秀珠在自己院里吃了一顿。
“明年我把那两间栈房修一修。”他喝到一半说。
“修它做什么？也赚不了几个钱。”
“漏雨。”姜知平说，“漏了三年了，再不修明年八百来贯都赚不到。”
“你去年也这么说。”
“今年是真修。”
腊月二十七，拜早年，发银钱。
这是姜家几十年的老规矩：底下得力的掌柜、伙计、船工、矿工、茶工、佃户，赶在这几日来给东家拜个早年。除了工钱，年底还有一笔奖金，拿了钱回家过个丰足的年。
正月初五开工，初五之前不许再上门。
这一条也是姜鹤年定的。
“过年是过自己家的年。”他说，“都跑来给我磕头，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谁管？”
那天卯正，城南的院子门口就排上了队。天没亮透，霜厚，一群人在门口跺脚，呵出来的白气一片一片。有从船场来的，穿的是短打，肩上那块补丁磨得发亮；有从茶山来的，扁担没带，手上的裂口还在；有佃户，带着自家儿子来，孩子七八岁，缩在他爹身后往里看。
账房十几个人天不亮就到了，几十只木箱抬进院子，箱盖一掀，里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铜钱，串好的，一贯一串。
姜鹤年坐在正中那把椅子上，穿一身新的酱色直裰，头上戴着幞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三房的人都到了，这也是规矩，让底下的人认认脸，别在外头认不清自家的小少爷。姜知安、姜知让、姜知平坐左手，钱惠娘、苏梧、何秀珠坐右手；小辈站在后头，姜磐、姜砚、姜砥、姜硕、姜昭，一溜排开。
姜蕙没有来，钱惠娘说姑娘家不站这个场面。
唱名开始。
“船场，李三顺——”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队里出来，走到院子中央，扑通就跪下了。
“给老太爷拜年！祝老太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起来起来。”姜鹤年抬手，“老李，今年怎么样。”
“今年好！”李三顺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今年出了十一条船，我这一年没歇过三天！”
账房那边报数：“十二贯。”
底下“嚯”了一声。
李三顺捧着那一摞钱，脸涨得通红，退回去的时候还在冲上首鞠躬。
后头一个瘦的接上来，报的是八贯，他捧着钱回去，队伍里有人拍他的背，也有人不出声。
奖金是当众报的，谁多谁少，一院子人都听得见。
排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来的是船场的老掌柜，姓周，六十一了，在姜家做了四十年。他没跪，姜鹤年也没让他跪，站起来跟他对着拱了拱手。
“老周。”
“老太爷。”
“今年那两条漕船，验的时候我不在，你费心了，是验了两回吧？”
“验过三回。”周掌柜说，“头一回底板有一处不合，我叫拆了重来。”
“拆了多少工？”
“十七个工。”
姜鹤年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账房报的数是这一日最高的一笔。
再往后是茶山上来的，一个佃户带着儿子。轮到他的时候，那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那口箱子，盯得眼珠子都不转。
姜鹤年看见了，冲孩子招手，“过来。”
孩子不敢动，他爹在后头推了一把，他才走了两步。
“今年几岁。”
“……八岁。”
“认得字么？”
孩子摇头。
姜鹤年从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到他手里。
“回去让你爹送你去识两个字。”
那孩子攥着钱，回头看他爹。他爹的脸涨得通红，拉着他一连磕了三个头。
姜昭在后头看着，没有出声。
八岁，还认不得字，她今年五岁，已经念到《孟子》了。
她心里清楚这中间隔着什么，不是脑子，是三十贯一亩的地、是一年三到六贯的束脩。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茶山上能顶半个大人使，这钱不是出不了，是不舍得。
轮到姜砚的时候，队伍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船场的这边的讨论声最多。
“砚小爷今年在场上跑了几趟。”一个船工说，“六月里最热那几天，我们在坞里刨底板，砚小爷在旁边站了一晌午，晒得脱了一层皮。”
“他站着做什么？”姜鹤年听到了问。
“看我们刨啊！”
姜鹤年转过头，姜砚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还是和爷爷解释道。
“我不看，我不知道一天能刨多少。”他说，“不知道能刨多少，工期就是他们报什么我记什么？”
老爷子看了这个长孙一会儿，把头转回去了。他没当场夸，只是那天散场以后，他跟大房说了一句：砚哥儿今年的红封，照你们几个大的数给。
姜昭站在后头看了半个时辰，她算是看明白了，爷爷这不是发钱，这是当着五百个人的面，把一年的账念一遍。谁做了多少，谁偷了懒，报出来的那个数就是评语。眼红的人不会不眼红，可眼红了，明年才卖力。
她也发现了另一件趣事。
底下人念的吉利话，一句比一句花。有说“东家的船一年比一年多”的，有说“老太爷再活一百岁”的，有个茶山上的老汉，说到一半忘了词，站在那儿憋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我明年还来”。
姜鹤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好，你明年还来。”
轮到伙计们给小辈们说吉利话的时候，出了岔子。一个船场的年轻伙计，看见姜砥，脱口而出：“二公子长得越发标致了，这模样往街上一站，不知道要迷倒多少——”
后半句他自己咽回去了，底下笑成一片。
姜砥的耳朵红了，但腰板挺得笔直。他一挺胸，就想起自己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苏梧管着他的钱，他今年的零花从八月起就见了底，腊月里更是被搜干净了。他左右看了看，往后退了半步，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那个最矮的。
“昭儿。”
“嗯。”
“借我点钱。”
“做什么？”
“打赏。”姜砥压低声音，“他夸我。”
“他们也夸大哥了。”
“大哥有钱。”姜砥说，“我要是不打赏，人家回头说姜家二公子小气。”
姜昭想了想，从袖子里摸出一小串钱来，数了二十文给他。姜砥接过去，走过去，很有派头地拍了拍那个伙计的肩，把钱塞进他手里。
“好好干。”
伙计愣了一下，赶紧道谢。
姜砥回来，站定，又挺了挺胸。姜砚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
“大哥你看什么？”
“没什么。”
“你又笑什么？”
“我没笑。”
“你明明嘴角在动。”
姜砚绷着表情，把脸转开了。
那天散场是午后，几十只箱子都空了，院子里的脚印踩得乱七八糟，霜早化了，青砖上一层湿。
姜鹤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没起来，姜昭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爷爷，今日来了多少人？”
“四百六十几个。”老爷子叹了口气说，“这还只是得力的，咱们家的船工、矿工、茶工，连着佃户，加起来五万口都不止。”
“五万？这么多！”
“五万。”姜鹤年伸手在她头上按了一下，“这五万人的饭，都从我们家的账上出。”
姜昭没有说话，她想起苏家账房里那一行划掉的字，姜家养活了五万人，背后又撑着多少个家庭？但就算是这样，商贾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话语权。
姜昭在想，这五万人，
在朝廷的那本册子上，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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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昭抬头望向苏梧，“娘——”
“别问了。”苏梧说，“你现在是安全的。这件事你一个字都不要往外说，也不要自己去想。你只要知道，爹娘哥哥都因为你的出生而开心。”
姜昭点了点头。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苏梧把巾子换了一块。
“既然要下场，有几样你得记着。”她说，姜昭认真看着苏梧，点了点头。
“县试、府试、院试，这三场都在本地考。县试是知县做主考，府试是知府，这三场不搜身，点名、认保、看考篮，就到这儿。”
“乡试和会试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入贡院要搜检。”苏梧说，“那一关是要脱衣验看的。”
姜昭抬起头。
“不过也有法子。”苏梧接着说，“考前先禀报到官府，说明有隐疾、不能与人共处解衣，请一位廪生做保，再有大夫的凭证，就可以免了当众袒露，另设一处查。可是发髻要拆开看，鞋袜要脱下来看，考篮、笔管、砚台、干粮，一样一样都要拆开验，这些免不了。”
“凭证难不难弄？”
“你应该不难。”苏梧说，“你这个见风生疹的毛病，报了五年了，咱家药材铺的坐堂大夫看过七回，有记录，方子都在，半个江南都知道姜家二房那个小的碰不得风。”
她说到这儿，自己停了一下。
“当年报这个病的时候，得给你身上用药粉，我恨死自己了。”她说，“如今这一步倒成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姜昭想要安慰，“娘——离那一步还早着呢。”她说，“万一……我连秀才都考不上呢。”
苏梧伸手就把她的嘴捂住了，“不许说这种话。”
“唔——”
“大过年的。”
姜昭把她的手扒下来，仰着脸看她。
“娘。”她说，“原来您是盼着我考状元的呀。”
苏梧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没有。”
“您有。”
“我没有！”
“那您捂我嘴做什么？”
苏梧伸手来拧她的耳朵，她往被子里一钻，被子鼓起来一个包，包在床上滚了半圈，苏梧一把把被子掀开，抓住那两只脚，姜昭笑得直喘气。
屋里那盏灯的火苗被扑腾出来的风带得歪了两下，外头的陈嬷嬷听着里头的动静，站在廊下没进去，那天夜里她们闹了小半个时辰，不过，从那天起，姜昭再不用担心家里会有人拦她。
亥时，姜知让回来了。
苏梧把那件湿了前襟的褙子换了下来，搭在架子上，没让人拿去烘。
“她今日跟我说了。”
姜知让在灯下站着，没有坐，“昭儿？她说什么？”
苏梧压低了声音，“说她知道自己不是男子。”
姜知让走过去，把那件褙子从架子上取下来，摸了摸前襟，还是潮的。
“她还说了什么。”苏梧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她说谢谢我们。”
姜知让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后来他把褙子重新搭回架子上，理平了，拉着苏梧走到桌边坐下。
“二月里的天还冷。”他说，“县衙门口点名要站一早上，我明日去问问，看能不能给她做一件里头絮棉的短袄，得薄，穿在直裰底下不显。”
夫妻两个又说到三更。
第二天早上，苏梧眼底下有一层青，她把姜昭叫过来，说了一句：“下场的事，先不告诉你爷爷。”
“为什么？”
“你爹定的，你说呢。”
姜昭想了想，爷爷若是今日知道，明日主院就要摆一桌，后日全城都知道姜家的昭哥儿要下场了。接着是请先生、备笔墨、请人测字、去城隍庙上香，大伯母会连夜给她做三身新衣裳，三叔会去打听考官姓什么，姜砥会去跟吴小七打赌，赌她能不能过。
“过年再说。”她说。
苏梧想了想，“正月十八开馆，你只有这一个月的空，先给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说。”
“那先生留的功课——”
“睡醒再做，先敞开了睡。”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
姜砥一大早就来砸门，站在院子里喊了三声，喊完自己先冲进雪堆里滚了一圈。
姜昭披着斗篷出来，站在廊下看他。
“昭儿，下雪了，你出不出来？”
“我要写功课。”
“功课能有雪好玩？”
姜昭想了一想，“也是。”她把斗篷的带子系紧，从台阶上跳了下去。
承熙十五年，姜家的生意是好年。
船场出了十一条船，两条是官府定的漕船；茶栈那边，大房今年往两浙、江南东西两路铺了六家新号；铁矿那两处的课额比去年多缴了四千贯，官府嘉奖的匾还挂在城南的院子里。
姜砚年中接管了船场的两样事：一是料，二是工。什么木头出什么件，一根三丈的樟能开几块板，都得跟着老匠人在料场上认；工是算好工钱和工期，一条六百料的船要多少工，工到哪一日该验哪一处，都得时刻记下、盯着。
不知不觉，他的个子也蹿了一大截，腊月里做冬衣，量出来比去年长了四寸。
苏梧拿着尺子笑，姜砥在旁边站着，脸拉得老长，“娘——”
“你怎么了。”
“您再给我量一遍。”
“量过了，就是这么高。”
“我不信，我今年又没长？”
“你去年也不信。”
大房的姜磐年前才回来，他是大伯的长子，二十二了，这两年一直在江南东路那两处矿上跑。腊月里进门那天，一身的灰，脸上一层风霜，看见谁都笑，笑起来牙很白。他从矿上带了三块铁样回来，往姜昭手里塞了一块。
“昭哥儿掂掂。”
姜昭两只手接住，差点没接住。
“这么沉？”
“这是好的。”姜磐说，“不好的比这个轻，也比这个脆。”
“大堂哥怎么看出来？”
姜磐愣了一下，随即蹲下来，把那块铁翻过去，指着断口给她看：这里的茬口要细，要发亮，那些发暗的、带砂眼的，都是火候不到。
他讲了半刻钟。
钱惠娘在廊下喊：“磐哥儿，你先去洗把脸！”
“哎。”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
“昭哥儿，那块你留着玩。”
腊月二十六，分红。
姜家最新的分红规矩是姜鹤年前两年新定的：一年的进项，除去留在公中的银钱，老太爷自己拿一成，大房、二房各四成，三房一成。
道理很直白，大房管茶和铁矿，二房管船场和香料，两样都是姜家的正业，出钱出力最多；三房管杂货和栈房，一年到头出不了什么大数。
头一年定下来的时候，何秀珠心里是有过话的。那话她跟姜知平说过一回，姜知平当时正在剥一颗橘子，剥完还把橘络一丝一丝撕干净了才回她：“你算算杂货和栈房今年赚了多少。”
“……八百来贯。”
“那一成分红是多少。”
何秀珠没说话，后来她自己算明白了：三房手底下那点营生，一年辛辛苦苦赚的，还不如一成分红的零头。
从那以后她再没提过，今年账房把数报上来，三房分到手的钱，比他们自己那一摊子挣的多出六倍。姜知平当天就叫人去街上称了十斤羊肉、两坛好酒，晚上跟何秀珠在自己院里吃了一顿。
“明年我把那两间栈房修一修。”他喝到一半说。
“修它做什么？也赚不了几个钱。”
“漏雨。”姜知平说，“漏了三年了，再不修明年八百来贯都赚不到。”
“你去年也这么说。”
“今年是真修。”
腊月二十七，拜早年，发银钱。
这是姜家几十年的老规矩：底下得力的掌柜、伙计、船工、矿工、茶工、佃户，赶在这几日来给东家拜个早年。除了工钱，年底还有一笔奖金，拿了钱回家过个丰足的年。
正月初五开工，初五之前不许再上门。
这一条也是姜鹤年定的。
“过年是过自己家的年。”他说，“都跑来给我磕头，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谁管？”
那天卯正，城南的院子门口就排上了队。天没亮透，霜厚，一群人在门口跺脚，呵出来的白气一片一片。有从船场来的，穿的是短打，肩上那块补丁磨得发亮；有从茶山来的，扁担没带，手上的裂口还在；有佃户，带着自家儿子来，孩子七八岁，缩在他爹身后往里看。
账房十几个人天不亮就到了，几十只木箱抬进院子，箱盖一掀，里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铜钱，串好的，一贯一串。
姜鹤年坐在正中那把椅子上，穿一身新的酱色直裰，头上戴着幞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三房的人都到了，这也是规矩，让底下的人认认脸，别在外头认不清自家的小少爷。姜知安、姜知让、姜知平坐左手，钱惠娘、苏梧、何秀珠坐右手；小辈站在后头，姜磐、姜砚、姜砥、姜硕、姜昭，一溜排开。
姜蕙没有来，钱惠娘说姑娘家不站这个场面。
唱名开始。
“船场，李三顺——”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队里出来，走到院子中央，扑通就跪下了。
“给老太爷拜年！祝老太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起来起来。”姜鹤年抬手，“老李，今年怎么样。”
“今年好！”李三顺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今年出了十一条船，我这一年没歇过三天！”
账房那边报数：“十二贯。”
底下“嚯”了一声。
李三顺捧着那一摞钱，脸涨得通红，退回去的时候还在冲上首鞠躬。
后头一个瘦的接上来，报的是八贯，他捧着钱回去，队伍里有人拍他的背，也有人不出声。
奖金是当众报的，谁多谁少，一院子人都听得见。
排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来的是船场的老掌柜，姓周，六十一了，在姜家做了四十年。他没跪，姜鹤年也没让他跪，站起来跟他对着拱了拱手。
“老周。”
“老太爷。”
“今年那两条漕船，验的时候我不在，你费心了，是验了两回吧？”
“验过三回。”周掌柜说，“头一回底板有一处不合，我叫拆了重来。”
“拆了多少工？”
“十七个工。”
姜鹤年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账房报的数是这一日最高的一笔。
再往后是茶山上来的，一个佃户带着儿子。轮到他的时候，那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那口箱子，盯得眼珠子都不转。
姜鹤年看见了，冲孩子招手，“过来。”
孩子不敢动，他爹在后头推了一把，他才走了两步。
“今年几岁。”
“……八岁。”
“认得字么？”
孩子摇头。
姜鹤年从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到他手里。
“回去让你爹送你去识两个字。”
那孩子攥着钱，回头看他爹。他爹的脸涨得通红，拉着他一连磕了三个头。
姜昭在后头看着，没有出声。
八岁，还认不得字，她今年五岁，已经念到《孟子》了。
她心里清楚这中间隔着什么，不是脑子，是三十贯一亩的地、是一年三到六贯的束脩。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茶山上能顶半个大人使，这钱不是出不了，是不舍得。
轮到姜砚的时候，队伍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船场的这边的讨论声最多。
“砚小爷今年在场上跑了几趟。”一个船工说，“六月里最热那几天，我们在坞里刨底板，砚小爷在旁边站了一晌午，晒得脱了一层皮。”
“他站着做什么？”姜鹤年听到了问。
“看我们刨啊！”
姜鹤年转过头，姜砚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还是和爷爷解释道。
“我不看，我不知道一天能刨多少。”他说，“不知道能刨多少，工期就是他们报什么我记什么？”
老爷子看了这个长孙一会儿，把头转回去了。他没当场夸，只是那天散场以后，他跟大房说了一句：砚哥儿今年的红封，照你们几个大的数给。
姜昭站在后头看了半个时辰，她算是看明白了，爷爷这不是发钱，这是当着五百个人的面，把一年的账念一遍。谁做了多少，谁偷了懒，报出来的那个数就是评语。眼红的人不会不眼红，可眼红了，明年才卖力。
她也发现了另一件趣事。
底下人念的吉利话，一句比一句花。有说“东家的船一年比一年多”的，有说“老太爷再活一百岁”的，有个茶山上的老汉，说到一半忘了词，站在那儿憋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我明年还来”。
姜鹤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好，你明年还来。”
轮到伙计们给小辈们说吉利话的时候，出了岔子。一个船场的年轻伙计，看见姜砥，脱口而出：“二公子长得越发标致了，这模样往街上一站，不知道要迷倒多少——”
后半句他自己咽回去了，底下笑成一片。
姜砥的耳朵红了，但腰板挺得笔直。他一挺胸，就想起自己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苏梧管着他的钱，他今年的零花从八月起就见了底，腊月里更是被搜干净了。他左右看了看，往后退了半步，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那个最矮的。
“昭儿。”
“嗯。”
“借我点钱。”
“做什么？”
“打赏。”姜砥压低声音，“他夸我。”
“他们也夸大哥了。”
“大哥有钱。”姜砥说，“我要是不打赏，人家回头说姜家二公子小气。”
姜昭想了想，从袖子里摸出一小串钱来，数了二十文给他。姜砥接过去，走过去，很有派头地拍了拍那个伙计的肩，把钱塞进他手里。
“好好干。”
伙计愣了一下，赶紧道谢。
姜砥回来，站定，又挺了挺胸。姜砚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
“大哥你看什么？”
“没什么。”
“你又笑什么？”
“我没笑。”
“你明明嘴角在动。”
姜砚绷着表情，把脸转开了。
那天散场是午后，几十只箱子都空了，院子里的脚印踩得乱七八糟，霜早化了，青砖上一层湿。
姜鹤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没起来，姜昭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爷爷，今日来了多少人？”
“四百六十几个。”老爷子叹了口气说，“这还只是得力的，咱们家的船工、矿工、茶工，连着佃户，加起来五万口都不止。”
“五万？这么多！”
“五万。”姜鹤年伸手在她头上按了一下，“这五万人的饭，都从我们家的账上出。”
姜昭没有说话，她想起苏家账房里那一行划掉的字，姜家养活了五万人，背后又撑着多少个家庭？但就算是这样，商贾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话语权。
姜昭在想，这五万人，
在朝廷的那本册子上，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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