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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疼

那时候我十一岁。

    她,十九岁。

    空旷的四合院里,东南西北各一户人家,我家和董师傅家南北相向住着。董师傅是木匠,长年累月在外奔波;董师傅至今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老婆倒是很讨大伙喜欢。他老婆是收破烂的,一大早骑自行车碾着夜露出门,夕阳的余晖照亮东厢房时,才见她架着两个笨大的箩筐回来。几个脆亮的铃声晶亮光滑,三蹦两跳滚进夕照迷离的院子,我们就知道是她回来了。自行车一进大院,我们围上去,看她收到的小人书。书齐齐整整码成一沓,用一根很粗的红橡皮筋扎了。她将书一一分给我们,脸上挂着暖扑扑的笑。这时只要我们不那么专注,必会看到远远站立的女孩。女孩叉着一只手,微微咬着下嘴唇,水汪汪的丹凤眼斜斜瞄向董师傅的老婆。她分完书,一转头碰上女孩的目光,脸上的笑就硬硬的,有点搁不住了,忙从箩筐里摸出一个玩具娃娃,女孩的目光只在娃娃身上停了短短一瞬,立即转身走了。

    女孩就是董师傅的女儿。

    不论年纪辈分,我们都管她叫小艾姐。

    大院子里一共七个小孩,其中三户人家均是两个孩子,唯独小艾姐是独苗,年龄最长,人又长得白净细弱,在我们一班孩子中犹如鹤立鸡群。大院子里另两个女孩那时才七八岁,还没长开,正处在成长的过度期,穿着缩手缩脚的脏衣服,脸颊永远黑乎乎的,眼睛的光亮深埋在童年蒙昧的岁月里。小艾姐迥然不同,她的目光已然穿透厚厚的童稚的岩层,透出灼灼光亮;身体也仿佛一棵青翠茁壮的白菜,婷婷袅袅生长起来。董师傅几个月回来一次,总不忘给她带几件漂亮的新衣服,无论什么衣服,只要穿她身上,总透出一分逼人的灵气。就连她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眼中,也笼罩了一层薄薄的光晕。那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儿,经常被我们欺侮,可一旦小艾姐出现,我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们瞬间屏息凝气,收起粗野的脾性,一个个呆若木鸡。只要她稍微瞥一眼,相信我们立即会面红耳赤,甚至落荒而逃。不过她从没给过我们这样的机会。她穿一条白色齐膝短裙,宛如被一大朵白色的花托举着,从我们身边悄然飘过,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全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只留下一缕似有若无的香,久久不散。我们猎狗似的嘬起鼻子,目光远远追随她的背影,最终纷纷跌落在地。太阳高高照着,天空蓝得耀眼,我们却再没玩闹的心思,我们看到自己只是马路边的一粒石子儿,那么卑微,那么黯淡无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喊她小艾姐了。

    其实我们几乎没和她说过话,自然没喊过她,私底下吹牛时才有机会使用这个称呼。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我们忽然不再谈论任何与她有关的话题,连这个名字也不再提起。那三个字似乎分享了她的光辉,在这光辉照耀下,我们陡然感到身体的丑陋,并涌起一股难以启齿的欲望。再见到她,不约而同低下头,盯着脚尖,心怦怦直跳,脑袋里兵荒马乱。不过这样的情形没持续多久。

    她从初中退学了。

    长久以来,当着董师傅夫妇的面,大人们对她夸赞备至,说真看不出,泥地里能拱出这么水灵的一个女孩儿,不像我们的,一个个毛桃子似的。当着我们的面,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手指指向董师傅家,说,不许向那人学!农村人就该有农村人的样,成天穿花戴绿,脸擦得比猴子屁股还红,活脱脱一个妖精样,大了保准不学好。她退学后,大人们愈加理直气壮,瞧瞧,说的没错吧?书都读不下去了,以后能落什么好?我们对她的印象丝毫没有因为父母的说辞改变,相反,觉得能让那么多大人不满,非常了不起。后来我们辗转听到她退学的原因,这层意思更加得到了的巩固。

    镇上中学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听说一进校门就看到两大块黑板,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校规。其中有一条,男生只许留小平头,女生只许留齐耳短发。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刚报名就被政教处主任盯上了。剪掉!政教处主任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她一句话不说,只向母亲看了一眼。母亲脸上挂着笑,竟然向老师求情,希望容许女儿留长发。好说歹说,或许政教主任不耐烦了,勉强答应下来,他狠狠剜这个长发学生一眼,她不躲不让,也盯着他。不知怎的,反倒是他慢腾腾地红了脸。看上去,刚刚结婚的他并不比眼前早熟的女孩大多少,而女孩的美丽又是毋庸置疑的。

    后来上级教育部门要下来检查,学校紧急整顿,学生仪表是重中之重,她和政教主任又撞上了。那天早上,全校集中,她和五六个长发女生一起,站在操场中央。灿烂的阳光开遍操场,黑压压的学生不出一丝声息,学校当众剪掉男生不合规格的头发早不新鲜了,剪掉女生的头发还是第一次。可见,事情严重了。学生们凝神盯着政教主任手中雪亮的剪刀,剪刀所至,一缕缕乌黑秀丽的长发坠落在地,瘫软着如一声长长的叹息。五六个女孩子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有一个竟然垂着头,低声啜泣,身子发冷般颤抖。当年轻的政教主任嘴角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握着剪刀挨到她身后,全校学生惊讶地看到,她突然朝前跨出一步,剪刀愣在半空,尴尬地闪着一点儿白亮的光。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竟从容不迫地转身面向政教主任。

    “不剪可以吗?”

    “为什么?全校学生就你一个特殊?”政教主任分明没料到一个学生会这么说。

    大家心里一紧,知道让政教主任发怒的结果是什么。阳光耀眼的水泥操场,只听见政教主任粗重的喘息声。

    “怎么不说话了?说给大家听听!你哑了?”政教主任趁势追击,不由得提高了嗓门,挥舞剪刀,目光得意地掠过四周肃然静立的学生。

    她瞟一眼操场上耀眼的太阳光,两只麻雀正啄着细碎的树荫。她咬着嘴唇,低声说:

    “剪成你们那样……太丑了。”

    迟了一会儿,操场上爆发出骤雨般的笑声。

    政教主任手中的剪刀彻底呆掉了。面对同一个学生,他第二次红了脸。

    就这样,她成功保留了长发,退学回家了。我们忍不住偷偷模仿那句话:剪成你们那样……太丑了!模仿让我们心生快感,也让我们明白,和她相比,我们实在太普通了。

    她外出打工,一走就是五六年,一次没回来过。大院子里的我们,好似长久被大树遮蔽的小树苗,大树拔掉后,失去了仰视的目标,才第一次看到高高的天,看到日益挺拔的自己,不禁一阵轻松,心里装满自信。起初连我们自己都觉着奇怪——这么说,我们并不喜欢她留在大院子里?虽说偶尔会想起她,心头掠过一丝丝失落,意识到,大院子某种重要的东西消失了,变得和村里任何一个四合院毫无二致,将平淡无奇地消磨尽我们最后的童年时光,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仍那么快乐。大院子似乎这时候才真正成为我们的乐园。连那两个粗笨的女孩儿,在我们眼里都明亮起来,带上一点儿青葱的气息。时隔不久,我们完全沉浸于自己平凡的世界,几乎忘了她。

    我十一岁那年夏天,董师傅回来了。

    董师傅在自家门前坐下,因不大见到他,我们怯生生的,经百般招呼,才磨磨蹭蹭过去。董师傅声音洪亮,国字脸,大手掌,哗啦一声拉开脚前的编织袋,露出一大堆零食。果冻、饼干、面包,应有尽有。他奓开大手,抓起一把把糖果往我们衣兜里塞。“不够就拿,不要害羞!”董师傅每次回来,都很热情,但如此还是头一遭。我们不禁有些诧异。当晚,董师傅又拎了糖果,依次拜访了同院的三家人。我们欣喜于得到那么多好吃的,没顾上大人们的谈话,可从董师傅和父母的表情,从董师傅一双大手不断拍打膝盖的样子,从父母附和董师傅的叹息,还是看出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在这不知道是什么的坏事当中,频繁出现一个名字:小艾。

    那晚大院子难以成眠。父母在灯下窃窃私语,忧心忡忡的表情隐含几分幸灾乐祸,发现我们还没睡,正竖着耳朵听呢,他们板下脸,呵斥道,偷听什么!千万记住一句话,不要和对门那人学,没好果子吃!父母熄灯后,对门董师傅家的等还亮着,静静伴着一院子冷水似的月光。他们两口子吵嘴和叹息的声音,偶尔趟过月光递过来,显得格外虚假。我们辗转反侧,心里莫名地出现一个空洞。

    接下去一个来月,我们渐渐弄清,原来,她要结婚了,对方是浙江人。对镇上初中都还没进的我们来说,“浙江”这个地名实在太具魅惑性了。那得有多远?董师傅的老婆说,一路回来,要坐火车、汽车,加起来三天三夜不止!世上竟然有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完全想象不出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更想象不出那地方的人会是什么样。得知她要结婚,我们最初感到的是震惊,然后,是极大的失落,董师傅回来那晚心里出现的空洞在一点一点扩大,像是有一只蛀米虫待在心里,一口一口啮食,但是,日复一日,心里巨大的空洞被“浙江”一词塞满了。我们竟有几分兴奋,盼望着,想要看看浙江人长什么样。

    冬天到了,万物的生长停滞下来,开始积蓄来年的生命能量。大院子一片萎黄,母鸡安静地在草根间觅食,阳光在地上清晰地勾出它们臃肿的身形。董师傅家门前笔管样挺直的桃树,已鼓起暗褐的花苞。这时,她回家来了。她一回来,我们建立起的世界一下子灰暗了。我们发现,这么些年来,我们竟一点儿长进没有,和她相比,我们是太平庸了。我们呆呆站着,掖着卷巴巴黑乎乎的袖子,看到她仿佛带着光亮,由内到外,照耀开来。不过以前的光亮是温婉的,现在变得锐利了。她几乎变了个人。黑亮的靴子,紫红皮短裙,淡蓝色羽绒服,不像外出打工,倒像外出当老板回来了。宁静的冬日里,高跟鞋敲击着老旧的石板路,哒,哒哒,哒!从清晨到黄昏,在我们耳中重复着简单而激动人心的旋律。就连性格,也几乎找不到一点儿过去的影子。她变得有点儿像她的父母,异常热情,见人就打招呼,声音不似以前那么冷硬,变得清脆嘹亮,夏日耀眼的河水撞击石头似的。她能准确叫出我们的名字,我们却不好意思应,糊里糊涂嗯啊一声,脸腾地就红了,心里激动不已。更令人激动的是,她果真带回一个浙江人,中等身材,略微发福,头发有点儿稀疏,椭圆脸上鼻子小小,架一副黑边眼睛,这实在太普通了,稍微能安慰我们的是,浙江人的黑西装、白衬衫,和一口普通话。

    最先看到浙江人的,是院子里那两个女孩子。后来,她们向大伙转述对浙江人的第一印象,感叹道:他的手真白!

    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对那位浙江人是含了许多敌意的。她竟被一个不知底细的浙江人抢走了!心里实在窝火。我们偷偷商量过一些损招,准备好好整治他。不料一切计划均被那一双手摧毁了。相比起来,我们的手实在粗鲁得不行,手背裂口子,口子塞了永远洗不掉的浓黑污垢,和那双手一比,忍不住要藏起来。那双手和我们的手放在一起,是鹤立鸡群的感觉,小巧雪白,白到透出手背淡淡的青筋,十个手指如露水洗过的葱管。我们观察久了,还发现一个秘密:他的裤兜里竟然揣着两块白手绢!男人带手绢已经够稀奇了,他竟然带了两块!大人们和他说话时,他还没开口,先微微笑着,闪出一两颗牙齿,牙齿的白把那笑衬得轻飘飘的,阳光照得到底似的。他说话很轻软,说不上几句,便掏出手绢,轻俏地擦擦手,再说上几句,又从另一边裤兜里掏出一块一模一样的手绢来。我们几乎要瞠目结舌了。怎能不对拥有这样一双手的人心生敬畏呢?大人们对浙江人的评价也集中在这双手上,结论和我们的却相差太远。靠不住的,他们不屑地说,瞧瞧那双手就知道了,不是结结实实过日子的手,翅膀一样细长,会飞的。不得不承认,后来发生的事证明,那双手确实具有翅膀的特性。

    然而那时候,就连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日子,也因这双手绵软丰盈起来。

    这双手频繁扣着她的手出现在村里。一双双眼睛,明里暗里瞅着他们。啧啧!一张张嘴不约而同感叹。她大声和村里人打招呼,向他们介绍浙江人,浙江人对村里人笑笑,闪出一两颗洁白的牙齿。我们心里头莫名地有些酸,吃了青葡萄一个味儿。

    让我们聊以*的是浙江人带来的相机。黑色的一个小盒子,顶上有好几个按钮,一按小一些的银色圆纽,滋啦啦——镜头突兀地伸出去,轻微地吧嗒一声,露出一只明亮的眼睛。正聚精会神盯着相机的人哎呀一声,头往后缩,身子几乎要倾倒。浙江人微微笑了,我们回过神来,并未见到什么危险,一齐哄笑起来,被吓到的人脸色一点一点变白,又一点一点变红。

    浙江人摆着手,温声细语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不明白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这么一说,那被吓到的人脸更红了。

    冬天的太阳暖和、明澈,村外的油菜花连成了片,黄澄澄的,如一饼一饼的蜜巢。我们在菜花田间奔跑,笑声和蜜蜂的嘤嘤嗡嗡,随着小小的风,在菜花田上方飘荡。我们惊讶地看到,她从来没有闻到过菜花香似的,不断把脸、眼睛、鼻子,甚至整个身子凑到菜花上,眼睛和嘴唇沾染上了菜花的明黄,渐渐生动活泼起来。这时,浙江人手中的相机卡塔响了,她差点儿跌倒,却迸出一连串的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浙江人也要给我们照,我们却总觉得别扭,菜花有什么好照的呢?所以大伙儿都不怎么积极。有一次,她要我给他们来一张合影,这时我倒是分外踊跃起来。看到他们的脸越凑越近,微笑的脸后面,是大片嫩黄的菜花,菜花一直蔓延到山脚,靛蓝的山顶上,是浩渺的青天。我心里恍惚着,不知不觉按了一下按钮,卡擦,一看,他们的笑脸在相机屏幕上凝固下来。我不由得一阵脸红心热,他们的嘴唇之间,只隔着一两朵菜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明丽耀眼的油菜花。

    第二天,大人不让我们跟着去了。

    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他们微笑着,对她和浙江人说,你们出去有正经事做,他们一伙跟出去算什么?不知怎么,她的脸一层一层红了。那天他们没出去,就在院子里,她围着门前的桃树,拍了一下午照片。还没过年,太阳已经很暖,桃花开了一大半,大红色,蓬松着,像一大朵潮湿的云,静静地停在院落里,使院子陡然一亮,带上了浓浓的喜气。她挨近桃花,探出脸去,近了,又近,微笑着。

    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得她那天的笑,桃花一样,灼灼的,照亮了整个暗淡的大院子。

    背地里,大人们瞅着他们的背影说,瞧瞧,像什么话!你大了要学这个,你爹妈不气死才怪。大了个肚子还出去丢人现眼!她不晓得害羞,爹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父母口中,我们了解了一些内情。董师傅两口子不喜欢这个浙江人,嫌他娘娘腔,怪里怪气。她非但不松口,还以喝毒药威胁董师傅,董师傅以为她说说而已,不想一天夜里她真喝了大半瓶敌敌畏,幸好抢救及时,才没酿成悲剧。董师傅再放心不下,把她留在身边看得紧紧的,可最终还是让她逃了出去,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三个来月了。

    我们不肯相信,心里被猫抓了似的难受。结婚后不到两个月,她坐在椅子上,肚子明显地凸出来,我们才无话可说。

    收麦子时,她已经很少出门。不单是肚子,整个人足足扩开了一圈,素常的拖鞋、笨重宽松的衣服,胡乱堆在身上,化妆更是一点没有了。她就这副样子成天一个人待着。浙江人结婚后就到外面做事了。——她总是说“做事”,从不说打工。又是农忙季节,除开她,大院子里大人小孩不可能有一个留下。我们回来时,经常看到她两只手交叉搁在突起的腹部,眼睛定定地盯着一处,泥塑木雕一般,半天才回过神来,嘴一抿,很不好意思地冲我们笑笑,问一声,回来了?那声音也不再是结婚前那么的张扬,不再是少女时代的冰冷青涩,变得沉缓、沙哑,却并不单调,乍一听,大伙都吃了一惊,那简直是举重若轻,百转千回,莫名的令人感伤,就像曾经在风里轻扬飘荡的蒲公英种子,终于得以在一小片并不怎么*的土壤上尘埃落定,生根发芽。在那个收获的季节里,她就那么平滑的,完成了一次突变。一些东西无声地颓圮了,一些东西无声地饱满起来,一转身成为村里习见的一个孕妇,日常,平庸,也因此更能持久。

    哪个想得到?大人们表达着他们的困惑,没结婚前那么要死要活,结了婚,一下子就安稳了,真真像个大人了,老董两口子总算不用操心了。

    如果不是牙疼,我不会知道她独自在大院子里怎么过。我十一岁了,牙齿接二连三晃动,没有一颗是乐意顺利交接政权的。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换右边大牙。是个虫牙,不怎么摇动,只是疼。那天我疼得受不了了。一个凿子在脑袋上凿,嗵嗵!嗵!脑袋上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么粗壮、幽深,我一点儿力气没有了,只能留在家里。家里的麦子收好装袋了,我靠着一袋麦子,专心致志承受疼的敲击。一下,两下,三下!我不敢闭眼,闭上眼睛简直能看到那黑乎乎的疼,也不敢睁眼,一睁眼看到满院子明晃晃的阳光,疼就变得越发明晰了。疼仿佛一颗胚芽,掉落在大院子里,在灿烂阳光里茁壮成长,转眼间浓荫匝地。疼的影子覆盖在我身上,一种奇异的感觉触动着我。童年时代的寂寞和忧伤刹那间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小声啜泣,几粒细小的泪珠从鼻尖滴落。

    眯缝着眼,半梦半醒,半傻半痴,我竟然在绵软的寂寞和忧伤中睡过去了。隐隐约约摸到一个柔软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抓住了,牢牢抓在手里,是飘渺无依中唯一的一点儿依靠。能肯定那是黑色的,就像牙疼一样实在。从迷盹中睁开眼,果然看到右手抓了一只黑乎乎的东西。是老鼠?是鸟?不像,又都像,正纳闷,忽听到一个声音。

    “妞妞,看蝙蝠!”

    原来她在一直待在屋里,这时坐到门前来了。

    “妞妞没见过蝙蝠吧?”

    她摩挲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和肚里的孩子说话呢。

    我有些兴奋,一时忘了牙疼。朝她走近几步,站在院子当中,夏天的太阳格外耀眼,我朝她举起手中的东西。

    “是蝙蝠?”

    “你妈说你牙疼?”她歪着脑袋,瞅着我。“见到蝙蝠就不疼了。”

    “谁说的?”我有些不好意思,生怕哭的时候被她看到。

    “见到蝙蝠的人有福气。”

    我低头打量手中的蝙蝠。多丑的东西啊,怎么相信它会带来福气呢?可我忍不住紧了紧手,一股暖流烧红的铁丝一般触了一下手心,还伴随着微弱的跳动。慌忙松开手,那蝙蝠动了动,抖开翅膀,飞起来了。匆匆伸手去够,两只手只抓到一把夏日灼人的阳光。我仰起脸,蝙蝠已飞过屋檐,飞过枇杷树梢,越飞越高。

    “飞了……”

    失落闪电一样瞬间袭击了我。

    她不说话,和我一样仰着脸,注目飞远的蝙蝠。蝙蝠很快变成一个黑点,消逝在无边无垠的蓝里,如一滴墨水溶入大海。随着蝙蝠的消逝,我奇迹般地感觉疼痛消减了。

    “没准儿它还会飞回来的。”她望着我,“过些时候,疼的牙齿就掉了,掉了就不疼了。”她大声说,隔了一会儿,又很轻柔地说,“换完牙齿,就成大人了。”

    半个月后,她难产,女孩儿没保住。浙江人回来看到孩子死了,待两天就离开了。我们暗暗想,浙江人见到小艾姐会说什么?会不会也摆着手,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浙江人离开就再没消息。多方联系不上,董师傅两口子绷不住了。董师傅一个劲儿埋怨自己,我干嘛听她的,那人分明靠不住!都怪我常年不回家。董师傅老婆大声咒骂自己,用手掐自己的大腿,哭诉道,还得怪我小时候太宠她,什么都依着她,要不然她怎么会受那么大罪,怎么会有如今这个事儿。董师傅夫妇在院子里的三户人家中赚足了同情,踏着夕光,相依着离开时,在大院子里投下淡淡的背影。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他们一夜之间衰老了,紧挨着的背影有了相濡以沫的凄怆。

    “看见没?”大人们对我们说,竭力掩饰着幸灾乐祸的表情。

    出院后,她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房里。董师傅的老婆煮好鸡汤,炖好排骨,煎好鸡蛋,放了满满一托盘,端到她门前,唤了半天,好话说尽,一声没应,害怕了,忙找来董师傅。董师傅在那些日子里操碎了心,刚刚打了个盹儿,眼睛红赤赤的,强压怒火,在门前千言万语说尽了,她只是不开门,董师傅气不过,找来杵棒,重重朝门砸去,咣——门板巨大的声响在大院子久久回荡。大伙蜂拥着,拽住了董师傅。董师傅用杵棒猛力敲击地面,许久,抱着杵棒,蹲在地上老泪纵横。董师傅的老婆一直坐在一旁,不朝丈夫看一眼,只是哀哀地哭泣。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想象力变得异常丰富——她会在里面做什么?

    “她会自杀的!”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男孩说。

    大家心里其实早就隐隐约约有这个想法,谁也没说出来,经这么一说,关于自杀的念头分外明晰起来。她不是自杀过一次吗?再次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男孩很快被自己的母亲拍了一巴掌,一把拽了拖回家去。男孩两只脚死命抵着地面,脚后跟犁出两条明亮的小沟,脑袋使劲儿往后拗着,委屈的哭声撒了一地。小孩子口无遮拦,别听他胡说!他的母亲抱歉地对大家说。然而,男孩的哭声反倒为他的话增添了可信的成分。仿佛是,他道出了天机。我们经过短暂的骚动,几乎一致认可了他的看法。她会自杀的!——她会用什么方法自杀?

    现在想来,小孩子的天性里多少是带些残忍的。面对死亡,我们竟那般欢跃,尤其,这死亡是指向那么光彩照人的小艾姐的。我们非但没感到难过,相反,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股带点儿烂漫色彩的自豪感。自杀,多少是带有烂漫色彩的,发生在她身上,会更满足我们的想象。

    “她还会喝敌敌畏吧?”

    “一回喝不死,还会喝第二回?笨死了你!”

    “那会勒脖子吧?”

    “哪来的索子?”

    “要么就抹脖子。”

    “没有刀子,还有剪子。”

    ……

    阳光琐细的斑点透过稠密的枝叶,散落在我们身上,轻声细语般晃动着。就这样,我们在那棵桃树的浓荫下小声议论着,直到大人揪着耳朵,将我们一个个拎回家去。

    董师傅夫妇在我们的引论中不由得委顿下去,却并未被压垮,相反,苦难赋予了他们某种特殊的能量,经过一天的折磨,他们就从苦难的泥淖里挣扎出来了。第二天,他们走遍了三户人家,一遍遍诉说:这么大的打击?哪个也受不了啊!她要真的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日子还怎么过?大人们附和着说,你们也要想开点儿,多劝劝她。董师傅的老婆苦着脸,劝有什么用?你们又不是没看见,劝的还少?似乎为了印证他们的说法,他们再次邀请大伙一齐来到女儿房前,苦口婆心劝她开门。吃点东西啊!有天大的伤心,日子也要过!不管他们好说歹说,屋里一点儿动静没有。他们面面相觑,住了口,耳朵逼在门缝上听,里面传出抖衣服的声音,他们诧异地收回耳朵,又劝说了几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次教训算扎实了,他们说。

    第三天一大早,董师傅的老婆又在门前劝说女儿开门,董师傅咬着一根烟,一句话不说。他们脸上不再是焦虑和哀戚,他们的心本该平稳地跳动了,此时,苦难却让他们重返青春岁月,脸上的表情坚毅无惧,时刻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董师傅对大伙宣布,再等一早上,如果门再不开,他就拆掉门强行进入。就在董师傅准备好卸门工具,大院子里老老少少聚了一大圈,等待看到历经三天换来的最后一幕时,那扇让众人无计可施的门悄然打开了。

    她穿一双雪白的休闲鞋,一条扎脚的白色七分裤,一件淡蓝色吊带背心,画了眉毛,抹了浅浅的腮红,马尾和顺地挂在脑后,小姑娘一般,云淡风轻地站在众人面前。她的美丽如灼灼桃花,灼痛了所有人的眼睛。

    “有什么想不开的?”她淡然道,“好不容易来这世上一遭,我还没看够呢。”

    晚上,大院子第二次失眠了。

    无可救药了!前段时间还说她安稳了呢!那晚,大人们真让我们捉摸不透,他们一点儿没为危机解除庆幸,相反,一个个表现出了十足的愤怒。长大了要像她,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父亲发狠道。大院子里的六个孩子不得不异常小心,早早就睡下了。我从被窝里探出脑袋,看到大院子月光如水,董师傅夫妇坐在院子中央纳凉,石雕一样一动不动,任凭月光给他们的头发涂上了晶莹的银色。那激情焕发的三天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如今像梦一样了无痕迹。

    我第二次因牙疼留在大院子那天,她正在整理行李,准备再次出门远行。

    “牙齿又疼了?”她微笑着,停下手中的活儿。

    我点了点头,捂住左边腮帮子。

    “告诉你个秘密,”她突然诡秘地说,眼睛迅速朝空阔的大院子扫了一眼。“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瞪大眼睛,又点了点头。

    “跟你说啊,”她像少女时代那样轻声细语,眼角带着调皮的笑意,“其实生孩子没那么疼,就和牙疼一个样。”

    我莫名其妙望着她。

    “牙齿拔掉就不疼了。”她轻松地说,停了一时,眼角亮晶晶的笑意黯淡下去,“只不过——留下个空洞。”

    她走后不久,我换完了所有的牙齿,上牙扔进床底,下牙扔到屋顶,它们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一黑一白地印证着我的童年岁月。一批崭新的牙齿长出来了,我对它们寄予厚望,但谁能保证它们永远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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